bandao游戏迄今为止，我们所探讨过的案件遍及古今中外，不计其数。但在这林林总总的案件中，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正义”：我们希望凶手被绳之以法，并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人类所共有的朴素愿望。这种正义感又常常与人类的复仇欲紧密相连，只不过在现代法制社会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不再被允许，取而代之的是严格的侦查和审判程序bandao游戏。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人会通过“私刑”来实现“正义”。今天要介绍的巴赫迈耶案曾经震惊了全世界，母亲在庭上举枪射死杀害自己七岁女儿的凶手，这一德国案件中不仅有对司法制度的质疑，也充满了对于人性本身的拷问。

　　1980年5月5日早上，七岁的德国小女孩安娜·巴赫迈耶（Anna Bachmeier）原本应该去学校上学。不过，她的妈妈玛丽亚娜·巴赫迈耶（Marianne Bachmeier）这天睡过了头，所以并没有按时送她去学校。于是，年幼的安娜便自己去街上找同伴玩耍，只不过，这一出去，小安娜就再也没有回来。

　　傍晚时分，焦急万分的母亲玛丽亚娜向警察报告了安娜的失踪。当天晚上，犯罪嫌疑人克劳斯·格拉波夫斯基（Klaus Grabowski）在一家餐馆被捕。此前，他曾向自己的未婚妻坦白了自己杀害了小安娜的罪行，未婚妻随即向警方报告了这一情况。

　　时年35岁的克劳斯是一名屠夫，此前已经因为性侵女童二度入狱。在第二次入狱之后，他被强制送入精神诊疗机构，为了尽早重获自由并说服司法机构自己不会再犯，克劳斯于1976年，即本案案发前四年自愿接受手术，并因此被释放。

　　然而，手术使克劳斯的激素水平常年保持在低位，据克劳斯称，他因此常年遭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于是，他在术后两年便开始寻求专业帮助，并在一位泌尿科医生的诊所里接受激素治疗。

　　这位医生并未进一步核实病人的情况，只是认为对方不该在如此年轻的时候接受手术，于是便通过医学手段使克劳斯的体内激素恢复到了正常男性的水平。小安娜的母亲玛丽亚娜及其生父曾在案发后试图起诉这位医生。他们指责这位泌尿科医生不该对克劳斯进行激素治疗，因为他的手术正是他被释放的重要原因。不过，诉讼并未成功。

　　在当晚的讯问中，克劳斯对自己杀害小安娜的行径供认不讳。他描述了自己杀害小安娜的过程：“那个小女孩坐在一把椅子上，椅子上有一条属于我未婚妻的长筒袜。我从女孩的背后弯腰，将长筒袜扔过她的头，并把它扯到了脖颈的位置。由于（我用）长筒袜勒人的力量，椅子倒下了，小女孩也倒在一边。”他同时坦白，之后将小安娜的尸体埋在了运河附近。

　　（小安娜被发现时的状态。克劳斯将小安娜埋在了城市的运河旁，并用泥土、枯枝、树叶等物掩盖尸体）

　　不过，克劳斯辩解道，自己杀害小安娜的原因是对方向自己勒索一马克（结合通胀折合今人民币约10元），否则就会向自己的家长谎称克劳斯侵犯了自己。克劳斯担心自己性犯罪的前科会让警方相信小安娜的说辞，并导致自己再度入狱，于是便杀死了她。

　　根据警方调查，小安娜曾在克劳斯的住处逗留了数小时，而期间具体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克劳斯坚称，自己并未侵犯小安娜，只是杀害了她。据媒体推测，嫌疑人克劳斯此前可能认识小安娜，并且知道她家里的情况；克劳斯家里有小猫，而小安娜很喜欢猫咪，克劳斯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将安娜引诱进自己住处的。

　　克劳斯很快被送上了法庭，检察院拒绝接受他关于小安娜勒索他的供述，最终以谋杀罪名起诉他。

　　小安娜的母亲玛丽亚娜（Marianne Bachmeier）于1950年出生在德国东北部城市汉诺威附近。她的父母是来自东普鲁士地区的战争难民，定居在此后不久便分道扬镳。三岁的玛丽亚娜很快跟随母亲再嫁。

　　年幼的玛丽亚娜并未真正享受过父爱。她的生父嗜酒成性，同时还曾是纳粹党卫军的成员。她所谓的继父也并未弥补她缺失的父爱。这位长途汽车司机性格暴戾，对玛丽亚娜常常非打即骂，甚至阻止她去文理中学接受更好的教育（按：在德国传统的双轨制教育里，只有上文理中学才有可能去大学深造，实科中学一般以技术培训为主。类似我国的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不过德国此阶段从初中开始）。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玛丽亚娜从小性格叛逆，在16岁时便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女儿），因此被家人扫地出门，藏身于救济所。她无家可归又身无长物，无奈之下只能把孩子送养。玛丽亚娜在18岁时再度怀孕，并在分娩前遭遇性侵。在生下第二个女儿之后，她再次把孩子送养。

　　她坎坷的人生似乎在22岁时（1972年）迎来转机。这一年，她与后来的丈夫克里斯蒂安·贝尔托德（Christian Berthold）相识相爱。第二年（1973年），两人的女儿，亦即本案的小主人公安娜出生。此后，玛丽亚娜搬去与克里斯蒂安同居，她的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了家庭生活的快乐。

　　不过，玛丽亚娜安稳幸福的生活并没有维系多久。她之后与克里斯蒂安分手，此后独自抚养小安娜。此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且无一技之长的玛丽亚娜在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Lübeck）经营着一家小酒馆，常常需要工作到深夜。

　　酒馆里鱼龙混杂，小安娜因此常常呆在邻居家里，或者自己一个人玩耍。玛丽亚娜因此被人诟病不是个称职的母亲，不过尽管如此，她依然将小安娜视为自己生活的重心。而这一切随着小安娜的死亡彻底画上了休止符。

　　3月6日，到了庭审的第三天。克劳斯被早早地押到法庭，此时的法庭空空落落，只稀疏地坐着几个人。克劳斯面对法官席坐着，同时背对着法庭入口，他不会想到，几分钟后，玛丽亚娜将从这个入口进来，终结他的生命。

　　这天的庭审，玛丽亚娜随身戴上了一把装好弹药的手枪。八十年代的德国法庭少有严格的安保措施，玛丽亚娜并未受到任何阻拦，便将这把手枪带进了法庭。

　　从法庭的入口进来后，玛丽亚娜面向克劳斯的背部连开八枪，其中有七枪命中，克劳斯当场死亡。玛丽亚娜随后将枪扔到一边，并未出现任何逃跑或反抗的迹象，当场被捕。

　　对此她事后回忆道：我想对着他的脸射击，可惜我只能对着他的背部开枪；我希望他死了。

　　大多数民众对玛丽亚娜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抱有极大的同情，甚至将她塑造为一位英雄母亲。他们认为如果自己身处同样的境地，也会做出这一选择，甚至连枪击都不够解气，而是要将这个屡次侵犯女童的杀人犯碎尸万段。玛丽亚娜不仅是为自己的女儿报了仇，同时也拯救了很多潜在的受害者。

　　同时，玛丽亚娜高挑时尚的形象也为她赢得了不少支持。德意志广播形容她有一种“魔法”，能够吸引形形的媒体关注。对母亲的同情、对凶手的憎恨以玛丽亚娜本身的魅力叠加在一起bandao游戏，使得她不断地登上报纸的头版，事实上也赢得了舆论的支持。

　　不过，也有少部分民众表示无法接受这种行为，因为当法律反对杀戮时，它应当反对一切形式的杀戮。他们确实也同情这位母亲，但同时也不愿生活在一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失序的社会里。他们认为，即便当事人在迫不得已之下实施“私刑”（Selbstjustiz），也应当做好准备，接受法律的惩罚。

　　1982年11月，即在枪击案发生后约一年半，吕贝克地方检察院以谋杀罪（Mord）的罪名起诉了玛丽亚娜。不过，迫于舆论压力，检方最终将起诉罪名定为一般杀人罪（Totschlag）。

　　在德国的刑法体系中，故意杀人罪分为量刑最重的谋杀罪和一般杀人罪，可以将两者简单理解为：前者有杀人意图并有预谋，后者虽有杀人意图但并无预谋，后者的典型代表就是司法实践中所谓的“激情杀人”。（关于这两个罪名具体可参看没药花园之前已经写过的德国食人魔案件：德国汉尼拔，他杀害并吃掉了一个自愿赴死的人）

　　（玛丽亚娜当时的律师认为，她的行为完全受其当时的激动情绪所驱使，既非“私刑”，亦非“复仇”）

　　检方将起诉罪名从谋杀罪改为一般杀人罪的决定日后遭到了诸多诟病。虽然玛丽亚娜及其律师在法庭上辩称，她当时是在情绪激动（im Affekt）之下才对杀害女儿的嫌疑人开枪的，但她在案发前后的行为及表现事实上更多地指向了谋杀（即有预谋）。

　　首先，在德国刑法中，要将杀人行为定为谋杀必须符合一项或若干项“谋杀指征”（Mordmerkmal），其中就包括“在对方毫无防御能力时将其击杀”这一条。玛丽亚娜对着嫌疑人克劳斯的背部开枪时，对此浑然不知的克劳斯可被视作处于“毫无防御能力”（wehrlos）的境地之中，因此玛丽亚娜的行为也可被视作具备“谋杀指征”。

　　其次，玛丽亚娜是在第三个审判日当天早上、嫌疑人克劳斯尚未对杀害小安娜的罪行作出任何陈述的前提下就把枪带进了法庭并对其开枪。而符合“激情杀人”的表现应当是（举例）：玛丽亚娜在听取嫌疑人供述的过程中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从而随手抓取周围能够见到的武器击杀嫌疑人。

　　对于自己的行为，玛丽亚娜在日后的采访中袒露：她听说嫌疑人克劳斯将于这一天在法庭上作出不利于小安娜的陈述，于是她对自己说，“不能再让这张嘴污蔑我的女儿”，因此把枪带进了法庭，决定为了正义挺身而出。由此看来，玛丽亚娜的行为决不能算是毫无准备。

　　（另有一些说法认为，玛丽亚娜当庭开枪是因为得知克劳斯会因精神障碍被释放，但这点没有资料可以证实）

　　再次，玛丽亚娜射击的准确率也远高于未受射击训练的普通人。玛丽亚娜当时距离嫌疑人克劳斯约三米左右，一共射出了八发子弹，其中七发命中，且大都集中在心脏附近。德国媒体在报道此案时曾做过一次实验，实验表明：未受训练的普通人通常无法在连续击发的情况下保持如此高的准度，一般来说，只有开始的一两发能够命中在目标及其四周，之后几发则会愈发偏移。

　　如此看来，玛丽亚娜大概率曾在案发前进行过射击练习。她所经营的酒馆有一个地下室，据酒馆的常客称，案发前她曾在这里练习过射击，而这也进一步加深了玛丽亚娜曾有预谋的嫌疑。对此，玛丽亚娜坚称，自己从未练习过射击，在法庭上射杀克劳斯的行为纯粹是临时起意。

　　最后，玛丽亚娜在事后从未流露出悔恨或愧疚的情绪，虽然这并不能够成为坐实嫌疑的法律证据，但也并不符合一般人在“激情杀人”过后的反应。一般人在清醒过后，往往会对之前的所作所为表现出后悔和自责的情绪，而这一点并没有出现在玛丽亚娜身上。

　　1991年，即枪杀案发后约十年，玛丽亚娜接受了德国电视台的采访。她在采访中表示，当得知杀害女儿小安娜的嫌疑人克劳斯的死讯时，自己感受到的是一种轻松。而当主持人问她，是否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抱歉时，她回答道：“我只是对所发生的事感到抱歉，但并不为他的死感到抱歉。我也永远不会原谅他杀害了我的女儿。”

　　审理此案的吕贝克地方法院在判决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这是德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讨论“私刑”（Selbstjustiz）的正义性及可行性。法院需要在严肃的法律规定和案件及舆论的实际情况之间作出权衡。

　　此外，法官的心理也难免受到舆论的影响。事发后，玛丽亚娜以高价（一说25万马克，一说10万马克）将自己的故事独家卖给了德国知名八卦杂志《星报》（Stern）。《星报》的记者在看守所采访了玛丽亚娜，而法官很可能看到了这份报道并且采纳了其中的部分信息，并由此影响了宣判，因为这份报道中透露的信息比任何其他调查都要详细。

　　1983年5月2日，吕贝克地方法院最终判决玛丽亚娜成立非法携带武器罪及一般杀人罪，并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法官认为玛丽亚娜并非精心策划这一切，或恶意利用嫌疑人克劳斯的处境（指克劳斯背对入口而对所要到来的危险毫无防御能力），最终认定玛丽亚娜的杀人行为并非出于谋划，而是“激情杀人”。

　　这一判决招致了两极化的反应。大多数普通民众认为对玛丽亚娜的判决罪刑相当，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应当直接无罪释放玛丽亚娜。与此相对的是，这一判决在法学界却颇受非议。许多法学家认为玛丽亚娜事实上应成立谋杀罪，如今的判决并不公正。

　　不过，随着更多的信息被披露，民众对玛丽亚娜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媒体报道了玛丽亚娜曾经将两个女儿送养的情况，并且透露，就在小安娜遇害前，玛丽亚娜也准备将这个小女儿送养出去。而玛丽亚娜的一些熟人也出来接受采访，说她忙于自己的酒馆生意，从而对女儿不管不顾；女儿遇害后，她也只是在扮演一个模范母亲、英雄母亲的形象，甚至借此炒作自己，从而成为媒体的焦点。

　　就连将这一事件进行改编的电影导演也认为，在玛丽亚娜的女儿被杀之前，她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而通过射杀嫌疑人的行为，她将自己推上了舞台，终于为自己的人生赢得了一份意义。

　　（将本案改编为电影的导演在接触了玛丽亚娜本人后，认为她不过是企图通过射杀嫌疑人的行为为自己赢得社会关注和人生意义）

　　在服刑三分之二之后（其中包括调查起诉阶段被羁押的时间），玛丽亚娜最终于1985年被假释。

　　出狱后，玛丽亚娜很快与一名德语老师结婚。此后，两人于1988年一同前往尼日利亚，并定居在德国人聚居区。她的丈夫以教德语为生。不过好景不长，两人的婚姻在1990年破裂。离婚后，玛丽亚娜前往西西里岛的巴勒莫（Palermo）定居；她很喜欢这里的生活，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少有的快乐平静的几年，并将这里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在动身去西西里岛的时候，玛丽亚娜随身携带了一台写字机。在巴勒莫生活的日子里，她试图用这台写字机撰写一部小说，其中的主人公同样枪杀了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玛丽亚娜将她塑造成了一位女英雄的形象，但拒绝给这个女主人公命名。她认为，这个主人公可以是任何人，同时“也可以代表其他东西”。或许，她是想通过这种刻意营造的距离感，和过去的经历划清界限，从而真正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同时，玛丽亚娜撰写这本小说或许也是为了在媒体的漩涡中化被动为主动。她声称，最开始，她在监狱里并没有接触外界的渠道。但媒体的关注紧接而来，这让她很不舒服——为了配合媒体，她总是像提线木偶一般被迫扮演某种角色，而且是不美好的角色，“从此再也没有什么正常的事情了”。而撰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她从“被凝视者”变成了主动的、全方位的观察者，这或许也是她试图疗愈自己的方式。

　　不过，无论玛丽亚娜如何挣扎，她依然无法摆脱小安娜的死亡和之后种种风波的影响，而媒体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离奇的案件和其中的主人公。

　　1993年，玛丽亚娜在巴勒莫接受了德国著名媒体——明镜（Spiegel）的采访。她在采访中表示，自己人生唯一值得关注的事就是小安娜的死和自己亲手杀死凶手这件事。或许是为了宽慰自己，她将自己视为被命运选中的人：“我将自己视作被挑选出来的人，为了去承受这一特定的命运，我相信，还有另外的人也被挑选出来去承受其他特定的命运，他们必须去克服自己的命运。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的意思是说，要是没有安娜的死，我永远都不会经历如此巨大的成长，永远不会。”

　　对于克劳斯的死，玛丽亚娜依旧没有任何愧疚之情。她对记者坦言，一个如此残忍对待并杀害一个七岁小女孩的人，对她来说并不能算作是“人”，所以并不感觉自己杀了一个“人”，“因此我的良心并没有什么负担”。而当记者问她，对你来说什么才算是“人”时，她答道：“做人就意味着以人的方式去处世（menschlich sein），和周围的人和谐相处（mitmenschlich sein），以人道的方式存在（human sein）。”

　　她对记者回忆着当时的情形：“他们过来告诉我，我的女儿死了，我简直激动到要发疯（按：在小安娜尸体刚被发现时，玛丽亚娜拒绝辨认其身份，也拒绝和警方、检方有任何沟通，这一点在事后为当时的办案人员所诟病，但或许这是其应激反应的一部分）。我说我要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我想她可能是被人刺了一百刀什么的”，“结果他们告诉我，她是以‘相对人道的方式’死掉的……他把她扼死了（冷笑）……人道地扼死了……请问这要怎么做得到？但是我也不会说，我是以‘相对人道的方式’射杀他的，永远不会。不过我确实觉得我的处理方式更加人道一些。我比他更像个人。”

　　在西西里的平静岁月里，玛丽亚娜似乎已经通过信仰的力量与自己曾经的“罪行”和解。对此她说到：“突然之间我感觉到，我的行为从未有罪。在上帝面前并没有什么善与罪。诸如此类的割裂、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人类才有的，男人与女人，黑暗和光明，这是在我们（人类）的维度里所能思考的东西，而上帝完全不是这样思考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对我所说的话，那就是：‘你知道吗？忘了它吧！’（Weißte, forget it!）”

　　面对上帝的开示，玛丽亚娜已经“完完全全地对此释然了”，甚至觉得“根本无需谈论这个话题”：“我甚至可以说，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所做的事是好的。我之前从未如此看过，也从未如此想过。我从前总是想：‘哦，这事儿发生了，但是这事儿并不一定是好的；我觉得他死了是件好事，但是我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好的。’而现在我再也不会这样想了。”

　　尽管如此，玛丽亚娜依旧对小安娜的死以及当时尸检的决定耿耿于怀。她在自己的日记本里记录了对于这场尸检的想象（玛丽亚娜没有亲见尸检过程）：“医生用镊子把她永远闭上的眼睛扯了开来，并由此写道：眼睛是蓝色的。上帝啊，知道她的眼睛是蓝色的有什么用？这种事只对我有意义。这能揭露出什么真相吗？……我应该对她说话的，告诉她没有她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世界依然存在——即便没有了她——但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但我却同意把她切成了碎片。我允许他们把她的心脏放在一架冰冷的天平上，她的肾，她的脾，她的肝……您尽可以把这称作愧疚感……这的确是巨大的罪过，无法弥补的罪过。”

　　（玛丽亚娜在阅读这段日记时一直不安地用手摩挲着太阳穴，而在采访的其他时刻，她一直非常淡然地拿着烟对着记者侃侃而谈。多年之后，女儿的死亡和解剖的决定依然触动着她的心弦）

　　1996年，即采访结束后三年，玛丽亚娜被确诊胰腺癌。她在自己的46岁生日之际回到了故乡德国，但仅过了几个月便在德国去世。最终，她和自己的女儿安娜葬在了一起。人们对于本案的讨论却并未随着她的离世而停止，这或许是因为，人们对于正义的思考和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